百度 为什么要强调股市是金融末端系统？因为货币市场等金融前端系统的一切改革结果无论正确还是错误，都将直接作用于金融末端系统股票市场。

　　作者：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始终与“发展”这一核心命题紧密相连。无论是近代以来推动自身现代化的上下探索，还是当代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体系变革的多重实践，中国始终将“发展性”作为自身知识体系建设的隐形线索。作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力量，区域国别学理应传承这一丰厚的知识传统。然而，从现有区域国别研究议题上看，关注多聚焦于国别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静态维度，对发展合作的动态进程、南北知识体系互动、全球治理与发展管理等关键性命题关注不足。因此，强化区域国别学的国际发展维度，既是回应现实需求的必然选择，更是提升学科解释力与影响力的核心路径。

　　在超越南北不平衡的学科视野中重构“全球性”

　　迈向发展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需要有全球性视野，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认识论层面实现双重突破。第一，研究者需打破知识范畴上的“中心—边缘”认知范式，从全球发展的高度去审视发展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当前，国际发展领域存在着显著的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发展规范与发展实施的南北二元不平衡结构，即全球发展理论的生产和发展规范的制定长期由北方国家主导，而发展政策与实践的落地场域却集中于南方国家。这种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导致国际发展议程常陷入北方国家价值理念先导，而实质忽略发展中国家人民现实物质需求的矛盾之中。区域国别研究既要批判吸纳既有的知识传统来扬弃传统发展理论，又要在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自身发展的历程中总结自身的经验，还要在新型南南合作、全球治理实践中挖掘新发展知识元素。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需将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问题、贫困与不平等问题、气候治理、数字鸿沟等全球南方共同关注的优先议题置于更平等的对话框架中，推动国际发展规则从“单向输出”转向“多元共商”，发展理论建设也从西方单一现代性转向多元文明互鉴性。

　　第二，研究者需构建跨区域国别的比较发展研究框架。非洲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问题、东南亚国家的产业转型问题、拉美国家的社会包容性发展问题、联合国等国际多边组织的发展管理与改革问题等，这些看似分散的区域国别议题实则共享着全球发展新实践与新理念的内在元素。研究者需运用中国视角，但要超越“中国中心主义”，克服单一区域国别研究的局限，在南北互动、南南合作的复合网络中把握发展问题的联动性，从而理解全球发展治理问题的复杂性。比如，对共建“一带一路”减贫问题研究，既需考察这些国家贫困的不同类型和生成原因，发展与减贫政策的供给，同时，也要观照全球发展和减贫规范的历史演变，理解全球和区域发展规范对于国际减贫经验分享和国际减贫合作的约束及带来的机遇，从而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发展与减贫经验的相关性和转化性。

　　在扎根海外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中夯实“在地性”

　　“在地性”是迈向发展为导向的区域国别学区别于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研究最大的特色。因为“在地性”合作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它不仅包括宏观层面政府间的外交关系，更包含微观层面上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社会为推动发展而实施的各类合作项目。“在地性”是区域国别学新型知识生产范式的革命性贡献，其本质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上。

　　一是在历史知识维度，研究者要注重挖掘世界不同区域国别本土发展智慧与发展知识的渊源，从而为链接现代发展体系建设、推进共同发展夯实本土根基。事实上，“全球南方”不同国家蕴含着丰富的发展体系元素。比如，坦桑尼亚的“乌贾玛”哲学强调集体共同体的发展观，卢旺达的“乌姆干达”文化展现了当地民众通过集体劳动促进社会建设和团结，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所提出的“求同存异”理念蕴含多元社会治理的智慧，这些文化基因都深刻影响着当地发展模式的选择。

　　二是在实践路径维度，研究者要扎根特定对象国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建设海外田野基地。研究者要在对象国建立广泛的社会网络，熟悉当地的社会民俗和社情，推动海外科研与教学基地建设，培养能走进现场、发现真实现象的区域国别研究团队。同时，聚焦特定区域国别的发展知识共同体建设也至关重要。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者应加强和当地研究人员的联合研究，开展发展知识的互学互鉴，共设研究议程。比如，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扎根十多年，通过“我在非洲种玉米”的发展合作实践和隐喻来驱动富有特色的发展合作海外田野建设，目前已取得丰硕的学术、政策和人才培养成果。

　　在新发展知识生产伦理自觉中孕育“双向主体性”

　　国际发展知识经过三次大的转型后，当前正处于第四次重大转型之中，这次转型围绕“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实践的经验、资源与机制展开，进而引发了发展自主性和多元现代性的知识诉求。“双向主体性”的提出即是为了回应这一新诉求。首先，它标志着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正经历从“认知他者”到“共同生长”的范式转型。这种转型首先体现为研究立场的转变：将对象国从被动的“问题承载者”转换为积极的“知识贡献者”。研究者需建立“双向问题意识”，既要解析中国经验的地方适配性，也要挖掘本土智慧的全球价值。

　　其次，“双向主体性”将重构知识生产的权力关系。传统区域研究常隐含着“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结构，而新型知识共同体建设需打破这种认知隔阂，倡导建立一种互为主体、更加平等的知识生产过程，尤其通过联合研究和合作实践，通过陪伴式成长、浸润式日常互动和双向启发，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边界日趋模糊。双向学习的合作模式不仅产出更具解释力的研究成果，还在方法论层面促进了知识生产的普及化。在双向主体性孕育的同时，多元文明对话和多元现代性互鉴才有了扎实的根基，共享发展知识支撑发展合作和发展治理探寻更多的路径与方案。

　　总而言之，迈向全球发展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在推动其全球性、在地性与双向主体性三重建设的同时，共同构筑起新型发展知识的生产路径，即在空间上打破“中心—边缘”的认知藩篱，在时间上贯通传统智慧与现代创新，在主体间构建平等互鉴的学术伦理。未来学科建设上需加强与发展政策与治理实践的关联度，设立“发展学”或“国际发展”二级学科，或建立相关学术共同体，整合现有的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发展研究队伍。唯有如此，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才能真正为推动新型国际发展合作、促进“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完善全球发展治理的智慧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