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 在2013年，那时候我已在某汽车媒体从业了一年，早就知道9代车型要来了，虽然极度讨厌国产后的大板牙前脸，但那时候大肆宣传的EARTHDREAM地球梦发动机，让我对它的期待不减；虽然当时的媒体试驾会我没去，但那时的新车实拍和本地评测我都有参与，对它的了解也很深刻；它自然也成了我当年买婚车的首选，虽然后来有一些原因与它擦身而过，但也不影响我对它的爱!一转眼5年过去了，这5年里汽车行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在9代车型进入了寿终正寝的时候，10代雅阁终于要来了，相比以往的雅阁，它变得太多，也让我对它的疑问也增添了不少；最大的变化是雅阁终于放弃了它用了几十年的自吸发动机，改用现在的SPORTTURBO（锐·T动）发动机。

　　嘉 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 博科娃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王逸舟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 董 强

　　主持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吴 浩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习近平主席着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从根本上回应了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的共同诉求，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本期“访谈录”邀请嘉宾就如何深刻认识和科学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实践要求、价值意义等进行探讨。

　　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2013年3月，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思想，也是为人类谋幸福的深刻洞察。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只要国际社会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多边主义、走团结合作之路，世界各国人民就一定能够携手应对全球性问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主持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提出12年。12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理论层面不断丰富发展，在实践层面持续稳步推进，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何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博科娃：人类正处在十字路口。我们生活的时代，地缘政治变动，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叠加。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和技术革命等挑战，亟待全球共同积极应对。人类社会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存的概念从未如此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答了“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样的世界”的重大问题。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演讲。习近平主席强调：“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的精神深度契合，其序言写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对彼此习俗和生活缺乏了解始终为世界各民族间猜疑与互不信任之普遍原因，而此种猜疑与互不信任又往往使彼此间之分歧最终爆发为战争。”

　　王逸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作出的重要判断，也是对现有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方案缺失的深刻反思。在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当下，各种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甚嚣尘上。中国是当前世界的“稳定锚”，是应对局部“耗散过程”的“恒量”。鉴于当前很多地方呈现脱钩、对立的局面，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董强：2014年，我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阐释这一重要理念。从人文角度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广博的维度。首先，它彰显了对全人类的整体关怀；其次，“命运”这个词表明它深深扎根于当代，同时又回顾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并具有科学的前瞻性；第三，它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主张通过务实有效的行动实现人类更美好、更光明的未来。

　　主持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关于国际关系的一个伟大创见，继承和发展了近现代国际关系规则演变进程中形成的一系列规范性原则，包括《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从这一角度出发，如何看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这些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的继承与发展？

　　博科娃：上述国际关系原则具有连续性。虽然它们都包括了“和平共处”的意涵以及建立长期和平稳定的国家关系的愿望，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联合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去殖民化”进程之后，我们才真正将和平共处的原则融入联合国——这个具有真正全球影响力的组织的工作中。一些延续至今的历史性转变，比如气候变化的后果、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全球各地区的冲突还有技术的变革，都使我们所有人受到影响，也使我们见证了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重要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明，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不是正确答案。我们需要强化多边主义，而不是削弱多边主义；需要在尊重不论国家大小、主权一律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更多、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需要共享良好经验、加强精诚团结。

　　王逸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放眼全球的国际视野，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仅限于调整欧洲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区域法”特性，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为处理国际关系与全球事务提供了基本准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扬了联合国宪章精神，并对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权、人权、民主、自由等原则进行了合理化改造与时代化创新，融入了不同于西方思想的中国理念和中国价值，因而兼具传承过往的延续性与面向未来的先进性。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行动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亲自推动下，中国用笃定的信念和扎实的行动凝聚和平发展力量、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不断取得进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

　　主持人：为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指明人类社会前进方向，彼此呼应、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引领。如何理解三大全球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在联系？践行三大全球倡议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怎样的建设性作用？

　　博科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为应对全球挑战而提出的，它们彰显了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相互尊重和对话的必要性，同时和平与发展都需要对文明的深刻理解和对文明多样性的充分尊重。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恰值评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进展的关键时刻。中国在推动全球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让这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的实现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故事证明，发展中国家为消除贫困，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艰苦奋斗。不仅中国能做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能做到。就全球文明倡议而言，它承认文明多样性和所有文明一律平等。在全球层面，它呼吁不同文明之间进行更多对话。

　　王逸舟：全球发展倡议在当下格外具有价值，它是整合性的、推动全球合作的发展倡议，是中国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具有标志性的贡献。在安全方面，对于全球各国来说，其目标不但在于塑造一种安全的状态，还要塑造一种安全的心态。全球安全倡议就在帮助各国塑造这种心态，并通过维护普遍安全的国际形势为其提供保障。中国在全球安全领域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比如，中国是第二大联合国会费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全球文明倡议是对甚嚣尘上的“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回应，也提供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文明基础的路径。中国以天下大同的智慧、开放包容的心态，努力促进文明间的相互交流、理解和对话。三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是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同时，三大全球倡议又从发展、安全和文明这三个维度，深入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在逻辑与深刻内涵。

　　董强：发展、安全和文明，涵盖了当今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方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联系。因此，三大全球倡议具有非常具体的指向，点明并回答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从哪里着手”“要关注哪些问题”“要明确哪些方向”等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主持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推动中国和世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作出的重大考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齐头并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博科娃：我曾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与联合国系统的同事们一同参加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介绍这一“世纪工程”。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这与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经历产生了深刻共鸣：“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要伙伴的角色得到了联合国的广泛认可。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比较，称二者源于同一个愿景——全球共同发展——“二者都努力创造机遇、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和促成双赢合作；二者都旨在深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商业、金融、政治，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互联互通”。

　　王逸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12年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覆盖范围上持续扩大，在合作内容上不断深化，搭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平台，形成了包括政府和企业等在内的多主体参与格局，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领域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充分证明中国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干而非空谈。

　　主持人：提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成就，我马上想到两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著作《理想国》开篇提到的比雷埃夫斯港，它曾见证了雅典城邦的黄金时代。2016年以来，中国和希腊两国共建比雷埃夫斯港，重现了大港的繁荣。另一个是中国、欧盟和克罗地亚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方式，共同建设连接克罗地亚本土和南部领土的佩列沙茨大桥。佩列沙茨大桥极大缩短了通往克罗地亚南部的行程，推动当地旅游、交通、物流等行业发展，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王逸舟：是的，除了上述这些项目，还有中欧班列、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都表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一个具体的、发展的过程，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一个抽象的、遥远的构想。事实上，这一重要理念就是通过具体举措一步一步实现的。同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所秉持的理念与原则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相契合、相贯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也是中国所倡导的全球治理观的核心内容，与过去西方基于意识形态有差别的、排他性的援助或合作形成了鲜明对比，反映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明特色。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主动提供发展红利、使世界各国充分利用中国发展机遇的国际公共产品。

　　董强：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张地图，那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就是在这个地图上走出的新道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既具有美好的传统、深厚的历史内涵，如“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这些东西方经贸、文明的连接之路、交流之路；同时，它打破了原来由西方大国所主导的经济模式、合作模式，因为它考虑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重要地区和“被遗忘的边缘地区”之间的“落差动能”，是促进世界整体发展的重要动力，比如，一些在地理上受到很大限制的国家，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获得了发展机会。

　　主持人：在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各国应如何相处，应遵循什么样的准则、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这一直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课题。习近平主席在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同时，开创性地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和方向，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是前提和路径，实质是要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道路、创造条件。应如何理解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辩证关系？

　　王逸舟：二战结束以来的80年间，虽然联合国宪章精神得到广泛认可，但实践中却经常受到现有国际关系里一些不合理不公正成分的干扰破坏。少数国家的当政者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因此，一方面，只有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才能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层面真正落实到国际社会的日常运行之中；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价值观层面共识的不断凝聚和确认，将有助于各国政府、媒体及民众“明理辨向”，进而强化实践层面的法理基础和对各种干扰的有力抵制。

　　主持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已经充分意识到，各国都必须遵守国际性的基本规则，避免冲突与战争，保证国与国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规范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国家和地区陆续又产生出新的纷争。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徘徊在“世界警察”式的霸道霸凌与明哲保身的“孤立主义”之间，带有极大的随机性，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动荡和危机。如今，人类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更加复杂，世界各国亟须在相互尊重、真正公平的前提下，谋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董强：世界的不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局部性、区域性的。但同时，它又跟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密切相关。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起初都是区域性的，但最后几乎波及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真正全身而退。而人类面临的全新挑战，则更强化了区域性与全球性的关联，因此需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使各国真正做到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才能进一步保证和平，促进协同发展，从而不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始终行天下大道、谋世界大同，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主持人：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2024年6月，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决定将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旨在充分发挥文明对话对于消除歧视偏见、增进理解信任、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团结合作的重要作用，为人类社会团结应对共同挑战注入正能量。如何看待文明交流互鉴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博科娃：我认为这体现了全球文明倡议的宗旨，即鼓励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促进各种文明对其他文明更深层次的了解和欣赏。当今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愈益显现。文明对话不是国际关系的副产品，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促进创造、更新理念和共享知识的不竭动力。比如，丝绸之路的传奇故事跨越千年，见证了不同民族、文化、宗教和知识之间的相遇相交。这些相遇相交塑造各个时代的文明，催生发明、滋养学术，也哺育代代相传的文学瑰宝、科学创造和传统工艺。这启示我们：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可以从自我封闭中繁荣起来的。文明相互影响、彼此滋养，在愈加包容的同时更为强大，而这也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之一。

　　王逸舟：自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关于文明冲突的相关著作出版以后，很多国家都担心文明的差异会妨碍世界的进步。世界上所谓“文明冲突”的讨论不绝于耳，特别是个别国家鼓噪所谓“民主与威权”对立，加剧了对文明冲突的担忧。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强调“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传播和发展的规律，强调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董强：文明之间的对话，可以微观表现在当人们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的时候，意识到如何更好地去表达自己，同时尽可能去理解对方。这其实是人文的精髓。我们应更加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在差异的前提下建立起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并取得共识。在这种共识基础上的和平，是一种真正的和平。这也正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之一。

　　主持人：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刻洞察各国相互依存、文明多元共生的现实，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全人类共同享有、也有责任共同维护并弘扬的价值理念，因而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共鸣。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呵护人类前途命运为旨归，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怎样的价值支撑？

　　王逸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座“大厦”，需要相应的价值支撑，如上面提到的国际关系史上尤其是当代国际关系实践中长期积淀下来、反复得到验证、在各国及民众中具有较高共识的内容。历史证明，各国价值观里面有些是独有的、反映特定历史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内容，但也有我们所说的共同价值，它们不会受到地缘政治、种族身份、各自发展阶段及路径等因素的影响。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期以来，个别西方国家沉迷于推行所谓“普世价值”，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实，动辄以意识形态划线，加剧了世界分裂、对抗的风险。

　　主持人：我认为可以从人类的发展是阶段性的这个层面来理解。在很长时间内，由于地理原因，相互阻隔的各种文明各以自身的逻辑在发展。但是，近代以来，一些共性的价值观在世界传播，而到了现代，更是有一种关于人类的价值共识渐渐形成。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强调与认可，是对全世界的重要宣言，在展现中华文明特色的同时，又显示中华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高度尊重现代世界的规则与共识，是对一些所谓“中国不担负大国责任”的无端指责的最好回应。

　　董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扎根历史、立足当下，更远望未来。它具有应对当今各种挑战的鲜明导向，因为人类如今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期，未来有许多未知性，需要人类社会共同努力应对，需要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共识的基础，就是全人类具有共同价值，这些价值经过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检验，值得共同去维护，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价值，以及所有的治理都需要去维护和捍卫的内容。它们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比如和平可以保障发展，发展可以带来更大的公平，民主可以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而自由则是对个体生命的伦理保障等。

　　主持人：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历史性演讲，全面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建设“五个世界”的总目标既从历史和哲学高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历史之问，又从现实角度系统勾勒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请谈谈对建设“五个世界”的总目标的理解。

　　博科娃：“五个世界”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将“五个世界”这一愿景统一起来，需要采取共同的举措和行动。无论是对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渴望，还是通过绿色低碳发展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交流对话、相互学习和互惠合作，摒弃从零和博弈的视角对待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这正是合作共赢理念对我们这个相互依存、互联互通的世界的重要意义所在，也是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初衷。

　　董强：在我看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与建设“五个世界”的总目标一脉相承，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阐述。

　　王逸舟：建设“五个世界”的总目标是对人类社会长远未来的深刻考量与系统构想。习近平主席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五位一体”总体框架，从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五个方面系统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内涵。不难看出，“五位一体”总体框架和“五个世界”的总目标具有很强的对应关系。从“五位一体”到“五个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视野更加宽阔、思想内涵更加丰富，为人类未来锚定了更明确的目标、描绘了更清晰的图景。在二者的结合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立体而丰富，为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生态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